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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督導何以“談優點多、談問題少”
“我極其驚訝并拒絕接受下面的評價。”打開電子郵件，某高校教學督導王樺（化名）赫然發現自己的督導意見被實名發送到了教師手里，一時驚訝萬分。
該教師洋洋灑灑寫了2000多字，一一駁斥了王樺的意見，還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王樺的不滿。
“我給了這位教師聽課以來最高的分數，但我站在同行角度（講述同一學科門類的基礎課）對其授課進度、專業對接度、教學內容、課程思政等提出了意見，何至于此？”不久前，王樺向《中國科學報》記者講述了她的督導經歷。
臨近學期中，不少高校都在開展教學督導檢查工作，教師與督導之間的矛盾也再次浮現。
督的是“門道”還是“熱鬧”
回想起當日的督導經歷，王樺仍歷歷在目。
“這位老師的確在教學上有很多值得贊揚、學習和借鑒的地方，但作為‘內行’聽‘內行’的課，我發現她只講容易講、容易理解的內容，而難點、例題則是讓學生課后學習。在學時被壓縮的當下，我們更應該在課上講難以理解的內容，課后讓學生通過微課、慕課等網絡課程去學習容易理解的內容。”王樺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。
“外行聽熱鬧（形式），內行聽門道（內容）。我希望，督導聽課多一些門道，少一些熱鬧。”王樺補充道。
而這位教師之所以不服氣，在于她認為，督導聽她這樣的老教師的課，其目的應更側重于督促和檢查，比如“檢查教師是否提前到崗”。在她看來，“督導聽課要打招呼”。而且，自己并不存在王樺所說的授課進度、專業對接度、教學內容、課程思政等問題。
這不禁使王樺陷入思考——督導專家去督導聽課的價值是什么？是這位老師所說的“檢查教師是否到崗”，還是從教學方法、教學內容、教學效果等多角度進行全方位評價？
在王樺身邊，的確有些督導已成為“夸夸群”的一員。因為督導意見涉及任課教師的飯碗，一些督導通常談優點多、談問題少，甚至避談缺點。而且，在職教師大多都拒絕做督導，錢少、活兒多、得罪人……唯恐避之不及。退休教師不易請，特別是醫學、法律等專業的退休教師，退休后成為社會上爭搶的“香餑餑”。甚至一些高校的教學督導委員會主任的位置都是長期空缺的。
然而，督導于高校教學又是不可或缺的。目前，我國高校教學評價多采取學生評教、督導聽課、同行評議三種方式相結合。學生評教屢遭教師放水討好學生的詬病。“同行評議往往會陷入兩個極端——要么同行之間互相夸好，要么同行之間針鋒相對，難以反映出真實問題”。西安交通大學中國西部高等教育評估中心主任陸根書說，督導依然是高校質量監控的骨干。
游走在形式與內容之間，出現了許多讓人無奈的情況。王樺舉例道，一些教師按指標授課，比如學校要求網絡上留痕，教師就讓學生必須在網上答疑；對課程點擊量有獎勵，一些課程的點擊量大到超出想象；要求課程思政，就有教師直接把一段政治課搬上課堂。事后，被督導點出問題，他們反而覺得“理直氣壯”，因為自己是按照指標來上課的。
絕對權威化惹爭議
還有些矛盾源自兩代人對課堂理解的差異。
有教師因一整節課放錄像，被督導指出，反駁道“為什么督導不聽第二節課？第二節課在講課”。
有教師因只會說大白話，被督導揪出語言缺少欣賞性，卻認為上課好不好只能由學生評價，無須顧及督導品味。
還有教師對課堂很自信，卻被督導指出教態欠佳，不明白督導為什么只抓細枝末節……
廣州大學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教授曹廣福認為，這些矛盾多與督導、被督導的教師個性有關。有些督導比較較真兒，當堂就對教師展開點評；一些教師個性較強，對督導提出的意見并不服氣。其實，“無論聽課還是被聽課，本著相互尊重的原則不至于鬧得不歡而散”。
“我也常勸青年教師學會‘換位思考’，督導年紀大，每個月聽課任務重，聽一堂課只有幾十元錢的報酬，只要不事關職業發展、職稱晉升，對于督導的意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。”曹廣福說。
不過，有時教師與督導就是在這些“重要環節”激發了矛盾。
督導“一票否決制”的做法引來教師的普遍反感。曹廣福舉例，一些高校的教師要參加課堂評優比賽，需要督導來聽課，常會有兩個以上的督導來聽課。但只要有一個督導給教師的評價是良或及格，就不能拿到優秀。
青年教師在一年試用期結束后，能否上講臺授課，得先通過督導這一關。曾有固執的督導因觀點不一致拒絕讓青年教師上講臺，差點導致這名基本功不錯的青年教師不能正常上崗，后經院系協調，才延遲一年登臺授課。
2013年，曹廣福在科學網寫下《督導不能絕對權威化》一文，但時隔多年，他表示，督導絕對權威化的問題依然沒有太大變化。
究竟是誰賦予了其權威化？是否可以避免？
行政部門的工作要更到位
無論是督導意見被實名發給教師，還是督導權威化，背后都指向同一個問題——行政部門的簡單化管理。
蘇州大學副教授尤小立曾在《中國科學報》撰文指出，行政主導的教學標準化管理模式只能監督教師達到60分的教學及格線，卻很難調動大多數為80分或90分的教學而努力的教師的積極性。
然而，眼下督導制并沒有很好的替代形式，其不單單存在于中國高校，美國、英國高校中督導同樣發揮了質量監控的作用。
陸根書指出，當前，我國高校督導隊伍建設存在三大難題——人數少，有些2萬人的高校只有十幾名督導，只能采取抽查的方式，難以做到聽課全覆蓋；技術手段跟不上，標準化教室有限，導致表演式教學難以避免；部分督導的觀念難以跟上教學的新形勢。
而在此次采訪中，專家們表示，只要行政部門“認真”“勤快”起來，很多問題并不是無解。
王樺在督導意見中建議學院反饋意見時匿名處理并避免群發，學院很快就受理、訂正了。當然，“更好的方式是集體聽課以集體的名義反饋意見，避免某位督導被針對”。
很多人不愿意當督導，在王樺看來，還在于諸多服務性質的工作不到位。比如，校外督導涉及接待等安排，沒有專人組織則工作量比較大；費用發放也不如校內督導便捷等。
教務處讓一名督導的聽課意見左右教師的命運，顯然也是不合適的。陸根書指出，當問題暴露出來，教務處應找專業委員會反復聽這名任課教師的課，只聽一節課容易以偏概全，對于有問題的授課更應該加大聽課比重。
對于觀念不同、跟不上教學新形勢的問題，他則建議教務處定期組織督導交流。“有的高校教學督導交流會一年都不開一次，即便偶爾開一次，也都是領導象征性質的慰問。有關對問題分析、改進的學習交流，高校做得普遍不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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